折翼之“鸷”: 安倍晋三不为人知的人格特质和政策偏好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文｜张勇
来源｜《外交评论》
▲ 当地时间7月8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日本奈良市，正在发表街头演说的日本前首相、自民党要员安倍晋三从背后遭到可疑男子枪击。图源：互联网
1 安倍是谁：成长经历与人格养成
在马基雅维里笔下，理想的君主必须是一只辨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威慑豺狼的狮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作家伯恩斯的《罗斯福：狮子和狐狸》也曾获多项殊荣。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浮现在我眼前的一个字是“鸷”。美国知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杰拉德·柯蒂斯曾使用“谨慎的鹰派”（Cautious Hawks）来形容安倍。被称为安倍“国师”的冈崎久彦，其座右铭正是“鸷鸟不群”。在安倍与冈崎合作的《守卫国家的决意》一书中，冈崎也曾以“鸷鸟不群”来形容岸信介并以此勉励安倍。
“安倍心中住着一个岸信介”，曾经二十余次采访日本原首相岸信介、堪称日本学界“岸研究”第一人的东京国际大学名誉教授原彬久一语中的！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洋子也持此观点，称安倍在“政策”上像外祖父岸信介，而在“政局”上更像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
安倍晋三，本是一个碰巧出生在政治世家的“普通人”，其资质和正常人没有任何不同，起初也不懂政治，甚至进入社会后还一度想得过且过人生。但历经作为“政治豪门”的原生家庭有意识的培养并在社会的熔炉中不断锤炼，使得安倍既有岸信介般对主要政治目标的“执着”，又有晋太郎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练达”，有理想主义甚至空想主义的一面，又有极度实用主义的一面，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人、一只深谙“韬晦”术之“鸷”。作为“鸷”，自当志在青云，有他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亦即通过安倍所说的“真的保守”来最终“摆脱战败”），但因时空所限，又不得不暂时、策略性地收敛锋芒，步步为营，以待时机。作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安倍，战后出生，冷战后当选国会议员，新千年后方成为日本首相，与战前出生、经历战争、带着甲级嫌犯的罪名入狱，出狱不久即投身政界，成为一代首相，被称为“昭和的妖怪”的岸信介，以及曾担任党政要职、距首相“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的“悲情”政治家安倍晋太郎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政治际遇，三人所处的时代也不能简单类比。
安倍究竟是谁？
安倍晋三，1954年出生于东京都。“尽管我们这代人常常被称为‘冷漠的一代’但由于是在外公、父亲都是政治家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我与同辈人相比总还是对‘国家’有更多的意识。”
1960年至1973年，安倍先后在成蹊小学、中学、高中就读。1977年，毕业于成蹊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不久，安倍便开始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涯。回国后，入职神户制钢所，又奉命到公司驻纽约事务所研修。据他回忆，通过工作从前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跟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傲慢、但更不能低声下气。即使对方年长位高，也要以平等的立场对等交往。”结束在纽约的工作后，安倍开始在兵库县加古川工场坐办公室，参与提高产品质量与工作效率的业务管理。
职员生活很充实，但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安倍称他真正“以政治为业”始于1982年。就在那一年，安倍晋太郎被任命为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外相，当时安倍晋三在总公司出口部工作。一天，在上班前被父亲叫住。
晋太郎：“给我当秘书吧。”
晋三：“从什么时候开始？”
晋太郎：“明天！”
晋三：“我还在公司上着班呐，这也是每年负责几十亿日元的一份工作啊。”
晋太郎：“我开始做秘书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把报社的工作辞了。”
事出突然，虽对父亲的话颇感意外，但这毕竟是安倍脑海中曾经动过的念头之一，于是很快就做出了决断。“但我不想给公司添麻烦，开始去外务省上班后，每天就在事情忙完了或空闲时仍去总公司，完成交接与善后工作。当时我28岁。”父子的一番对话，言简意赅，耐人寻味。一则，晋太郎对儿子的希望与栽培跃然而出；二来，在父亲面前，安倍至少表面上并不是一个“叛逆者”。他顺从了父亲的安排。
中曾根任首相时，曾连续四届让安倍晋太郎当外相，长达3年零8个月。开始外相秘书人生后，安倍即频繁随父亲出访世界各地。“父亲外访39次，我随行20次。”
1993年，继承父亲的“票田”，安倍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这一年，细川护熙组阁上台。在安倍看来，自民党出现了分裂，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去了过半数议席。在接下来的首相提名选举中，败给了标榜“非自民”、七党一派拥立的细川。自1955年两大保守政党合并以来，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最终失去了政权。安倍出生时，是日本“55年体制”建立前的一年。他又在这一体制终结的1993年，即出现非自民党联合政权时成为国会议员。在自民党下野的一年间，安倍自称学到很多东西，自民党从蜕变到再生的过程，也使他本人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
从政之后，安倍一度顺风顺水，短短数年就登上权力顶峰，出任首相。作为名门之后，尽管他在政治上仍显稚嫩，但安倍却凭借颇为有效的政治运作及祖辈父辈苦心经营的人脉而平步青云：1999年出任众议院厚生委员会理事、自民党社会部会长，2000年司职内阁官房副长官（第二次森初期、改造内阁），2001年内阁官房副长官（第二次森改造内阁）、内阁官房副长官（第一次小泉初期内阁），2002年内阁官房副长官（第一次小泉改造内阁），2003年自民党干事长，2004年自民党干事长代理兼党改革推进本部长，2005年内阁官房长官（第三次小泉改造内阁）。2006年，出任自民党总裁、第90代首相。这一年9月21日是安倍52岁的生日，从1993年当选国会议员算起，安倍作为政治家的生涯只有13年。在保守的自民党中，资历如此之浅的总裁是罕见的。从日本历史上看，战后也从未出现过这般年轻的首相。
然而，2007年安倍即因“朋友内阁”成员不断爆出丑闻及身体原因黯然辞去首相。在新版《通向美丽的祖国》中，安倍坦陈：“作为政治家，我是个经历过重大挫折的人。”下野五年，身边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他再度出马，认为胜算难料。“如果选举失败，就连一介政治家也当不成了。”但几度思想斗争之后，安倍下定决心参选。2012年9月成功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12月终成第96代首相。2014年12月和2017年11月，继续“安倍一强”势头，连续担任第97、98代首相。
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
（一）“长州藩”的精神滋养
如果说伊势神宫所在的伊势市是日本人的精神圣地，那么老家山口县则是给安倍提供源源不尽滋养的心灵故乡。山口县古称长州藩，远古时曾与朝鲜半岛相连，与之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明治维新前，长州藩曾长期秘密积蓄实力，被誉为维新的孕育地。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曾在这里兴办私学，主持“松下村塾”，培养了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领袖。吉田素有明治维新精神导师之誉，被梁启超称为维新之首功。但值得警惕的是，其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成分，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山口县的政治家们，通过血脉代代相传，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及安倍晋三等先后出任首相，人数如此集中，居全国之首。另外，安倍的父亲晋太郎，也曾被视为距首相宝座最近的人。
山口出身的政治家，被称为“长州帮”。他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多数持国粹主义立场。不管是挑起甲午战争、殖民朝鲜的伊藤，策划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山县，决定吞并朝鲜的寺内，“田中奏折”的始作俑者田中，还是战后执行亲台反共路线的岸与佐藤，大体都是如此。这里还记载着19世纪末中华民族屈辱的一幕。山口县的下关亦称马关，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这里与伊藤签署了对中日两国均有深远影响的《马关条约》。
（二）“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
明治维新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但很大程度上又保留了封建因素，政治上的大家族制度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例。战后至今，特别是岸、佐藤、安倍三大家族，牢牢把持着这里的选票。三大家族或相互联姻，或互赠养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牢固的关系网。
岸信介，原系佐藤秀助之子，由于过继给岸家，得名岸信介。其胞弟就是同为日本战后首相的佐藤荣作。岸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不顾周围人劝说，坚持考取农商务省公务员。1936年任“伪满洲国”工业部门要职。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相，战争期间积极推行战时经济统治，为侵略战争募集资金。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他为甲级战犯嫌疑，收押东京巢鸭监狱三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改变了占领方针，决定扶植日本，将其扶植为远东的防共基地，对收容在押战犯多数不再严加追究。美军将领看到一份材料上载有岸就塞班岛战役与东条发生过争执，便以此为由免除对他的起诉。1948年，岸虽获得人身自由，但也被剥夺公职。从巢鸭出狱后，他曾用汉诗抒怀：“鬱屈三年意始伸，还来今日万象新。谁云国破山河在，满目是正天下春。”1952年岸被解除“整肃”，开始正式回归政界。1954年，他拥护鸠山一郎组成民主党，任干事长。1955年，积极促成保守大联合，任自民党干事长。1956年，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7年2月，石桥因病辞职，岸代理首相一职，后继任首相。
岸内阁力图解决的最大课题是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他认为旧条约规定日本要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虽有承诺，但没有保护日本的义务；有关基地的使用，也没有与日本协商的义务。岸致力于修改这一条约，他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1960年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表决前一天，国会和首相官邸被33万示威群众重重包围。
童年期与外祖父相处的记忆，在安倍心中显得格外深刻。当时他刚6岁，还没上小学，和弟弟岸信夫正在外祖父家玩。墙外的示威者高喊着“反对安保”，并把石头和拧成捆点上火的报纸扔进墙内。在安倍看来，远处示威游行队伍的口号声就像庙会祭祀时的伴乐，十分有趣。于是他和弟弟也嬉闹着，跺着脚冲岸信介喊：“反对安保！反对安保！”安倍父母拿孩子也没有办法，只好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责备说，要喊“支持安保！”安倍后来回忆说，外公当时微笑看着他，很愉快的样子。
除了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岸还有另一谋划，那就是修宪，其野心与能力之大，加之警惕其战前的经历，就连党内也发生了反对运动。于是，他只能止步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了。看到强力的岸内阁倒台，冷战中的历届自民党的领导人对宪法、安保条约等重大政策都不再敢动手。主张制订自主宪法的自民党把重心聚焦于经济增长。这也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为自民党长期执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幼年起，岸就是安倍的偶像，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安倍曾这样评价外公：“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其泰然处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为之感到自豪”。应当说，作为母亲，洋子通过有意识地带儿子和岸多走动来往，也为那时的安倍建构了一个值得尊敬并学习的外公形象。
如果说岸从精神层面塑造了安倍，晋太郎则给成年后的安倍提供了在处理“政局”时为人处世的样板。在安倍看来，担任秘书之前，父子之间谈话的次数屈指可数。由于当了父亲的秘书，父子才开始有了作为政治家与秘书、父亲与儿子密切接触的机会。
近距离观察晋太郎的外交，特别是对美、苏等大国开展的外交，令安倍晋三记忆尤深。他认为，父亲的课题是推行“开创性外交”。当时，美国里根总统与中曾根首相之间的“罗一康”关系十分有名，而父亲与舒尔茨国务卿也建立了深厚的信赖关系。日美关系在此期间十分友好，正是这些不同层次的信赖关系发挥了作用。同样，在日苏关系上，安倍曾陪同身患胰腺癌的父亲见到戈尔巴乔夫，亲眼见证了作为“开创性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民党与苏共之间的党际交流。在安倍眼中，这是一场搭上性命的终极外交，晋太郎的体重从72公斤减到了57公斤。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前，为使身体看上去壮一些，晋太郎在西装里面套了两层内衣，又在两层之间垫上东西，然后出院了。“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此后一个月，父亲走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政治家不能澹泊无为”，作为政治秘书的安倍晋三，这句话是“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宝贵训教”。
（三）学习与工作经历
安倍晋太郎与妻子洋子育有三子。长子宽信，次子晋三，三子过继给洋子的哥哥岸信和做养子，取名岸信夫。宽信之名，耐人寻味。“宽”取自安倍的爷爷安倍宽，而“信”则取自岸信介。可见，作为长子，原本被家族寄予厚望。
安倍就读的成蹊学园由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部分构成，安倍和大哥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学生时代。之所以就读于此，主要是由于岸信介从成蹊学园看到了当年吉田松阴开办松下村塾的精神，因而大力推荐所致。
实际上，宽信对政治并不热衷。与哥哥相反，安倍晋三却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但即使这样，刚上高中时，当听说英国有一个政党叫“保守党”时，安倍曾惊讶万分。有一次老师在台上讲课，提出应以1970年为契机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当时，安倍对安保条约也不甚了解，但还是坚决反驳了。他向老师提出：“新条约当中也有经济条款，是主张日美经济合作的”。他曾听岸说过，安保条约中有促进日美经济合作的内容，这对日本发展有重大意义。老师面露不快，急忙将话题岔开。整个班上批判的矛头，似乎对准了安倍。由此，安倍逐渐强化了一种认识，叫嚷革新、反政权的那些人，他们对内容都不做深入思考就加以批判，真是不可思议。上大学后，安倍全面研读了《日美安保条约》，从而确信“这是一个对日本的未来生死攸关的条约”。
当上父亲的秘书后，尤其是与之相处的最后一年，看到父亲“赌上性命也要做事”，安倍遂下定以政治为业的决心。从1982年起直到晋太郎去世，安倍晋三一直作为秘书紧随身边。长期的秘书生涯，不仅让他有时间继承父亲的人际关系，也使许多政治家们有时间来熟悉安倍晋三的人格、性格和政治风格。安倍曾称：幸运的是，我从秘书时代，就接触到很多优秀知识人的思想和理论。当时，特别是冈崎久彦和中西辉政的主张，对安倍影响较大。拿冈崎来说，晋太郎任外相时，冈崎是外务省的局长，安倍专门学习过他的《何谓战略思考？》等书。任国会议员后，安倍开始频繁参加各类年轻议员学习会，积极讨论关涉日本的各项重大议题。经与谢野馨推荐，作为国会议员一期生的安倍还参加了民间人士葛西敬之组织的“合宿”。每年聚一到两次，每次选择一个课题，彻夜讨论。不管是宪法、财政还是外交，最后都归结到要建设“备受尊敬的日本”这个主题上来。
2 安倍的人格特质
以上列举了安倍成长的经历，影响其人格形成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按图索骥”，归纳其作为“人”的基本特征。
（一）性格类型
政治心理学关于性格的研究，对剖析安倍的政治性格有一定借鉴意义。基于《总统的性格》一书的分析，可从对工作投入程度和享受总统职位的成就感两个维度，将领导人分为四类：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属于工作狂，也享受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主动消极型则对工作热情投人，但似乎不太喜欢领导人职位；被动积极型不太热心工作，而又喜欢总统一职；被动消极型，既不热情工作，也不享受职位的待遇。上述实用的划分，对于我们认识安倍的性格、工作风格和政治行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框架。从第一个维度来看，安倍属于主动积极型。他相信只要努力，不仅能改变事务的发展方向，也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安倍的积极主动，还体现为他能立足大的战略视野进行综合判断，注重把目标分解，谋求逐个实现。自2012年底再度出山执政之后的这五年，他对工作倾注了莫大的热情，非常专注与投入。“首相动静”的各项数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实施“俯瞰地球的外交”，安倍也如愿成为历届首相出国访问次数最多的一个。从第二个维度来看，自第二任期安倍开始享受领导人职务所带来的满足感。其自信心增强也是体现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完成了外祖父及父亲未能完成的“遗志”。同时，他还奠定了一个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权，摆脱了自小泉纯一郎执政后“一年一相”的局面。通过在选举中大比例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扭曲国会”的格局。另外，在其格外在意的国内舆论层面，安倍也长期保持了比较高的支持率。
（二）政治观与信条
安倍曾坦言“我不是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liberal）”，而是“保守主义”，更进一步说是“开放的保守主义”。他说，从小就知道外公岸信介被人称为“保守反动的权力化身”、“政界的黑幕”。大概是源于人人皆有的“逆反心理”，安倍对“保守”一词，一直怀有特别的亲近感。他进而表示，保守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思考日本以及日本人时的一种姿态。不仅对现在和未来、而且对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我们也都负有责任。换言之，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来？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精神。
安倍的政治信条，是做“战斗型政治家”。他将历史上以及现在的政治家分为两大类型，即“战斗型政治家”与“不战型政治家”。所谓“战斗型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而敢做敢为、不畏指责。所谓“不战型政治家”，就是虽然赞同你的说法，但也不敢大胆表达出来而成为众矢之的。他认为，无论在哪个时代，“战斗型政治家”都是少数。自从初次当选众议员以来，安倍就经常勉励自己，要做一名“战斗型政治家”。“这并不是说要鲁莽行事，而是要倾听国民的呼声”，“为日本，要把话讲出来”。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安倍“同乡”吉田松阴所喜爱的《孟子》中的一句话。在安倍看来，在独立深入思考后，如果认定自己没有错，那就要不畏批判，勇往直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安倍也曾引用外祖父悼词中的一句话：政治家是凭信念而动。“我也要秉持自己的信条”，“即使一千万人反对那也在所不惜。”
（三）领导风格
伯恩斯在其著作《领袖论》中，将领袖在发挥领导力时的表现，划分为道德型、政治型、知识型、改革型、革命型、英雄型、舆论型、群体型、政党型、立法型、行政型等。上述类型又可概括为两种基本型，即改革型与交易型。说起改革型，原首相小泉纯一郎与此匹配度较高。由于其独特的执政理念与处事风格，被称为“一匹狼”。为了顺利实现改革目标，他往往把反对者统统推向对立面，或直接树为敌手。比如，因邮政民营化而不惜与自己的母体——自民党决裂，为吸引舆论的关注，甚至提出了“砸烂自民党”的口号。与小泉相比，安倍往往显得魄力不足，看似缺少原则。其中，当选首相后让小泉时期的退党人士复党也为人诟病，并一度影响到内阁支持率。但安倍的强硬，更大程度上是骨子里的。家族的政治基因已足够强大，从政受挫的经历也刻骨铭心，使得安倍在平和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推动政治社会变革的心。在“摆脱战败”的旗帜下，做了历届内阁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即使是第一任期，也推动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制订《教育基本法》等。第二任期后，他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订《国家安全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通过“新安保法”，在安全政策领域大幅突破了以往历届首相的立场和作为，包括自己的外祖父。当然，安倍身上也有交易型的一面。他曾明确表示：“我经常被批判为鹰派，关于这一点，我从不在意。为了确保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这才是目的。作为手段，我会根据形势，并不排除从左翼到鹰派的之间的选择项。”在近五年的执政活动中，安倍这方面的特点尤为明显。
（四）权力需求
政治家追求权力，无可厚非。安倍对权力的渴望，也是逐渐被激发出来的。外祖父的黯然下台，父亲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家族的抱负与遗憾对安倍的影响是巨大的。当选首相，完成长辈未竟的政治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安倍无法摆脱的“宿命”，正如母亲洋子所说，安倍是“宿命之子”。2007年以患“溃疡性大肠炎”的名义黯然离开首相官邸，2012年再度入主，这“一落一起”的经历，使安倍对权力的理解和渴望都更胜一筹。
按照安倍的说法，2012年考虑再度出山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除了妻子安倍昭惠，其他人几乎一片反对意见。但在一番理性评估后，特别是倾听了党内及乡党对他的评价，安倍还是毅然决定出马。如果没有旺盛的权力需求（或者是通过行使权力来证明自己），也许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安倍了。
（五）人际关系风格
由于曾在美国长期学习，自称受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安倍有时也不分地位、长幼，直抒己见，想着只要想法正确就能被立即采用。因此，起初也有评价说他有些“傲”。但从政后，在一定程度上，安倍吸取了岸处世的教训。长期跟随晋太郎做秘书的职业历练，也使得他比较注重人情练达这一从政的要谛，在不改初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与周边搞好关系，以助其成事。
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与亲朋同学互相帮衬。在一些问题上，安倍还是能听进去劝的，这点与执意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有很大不同。当然，“听劝”的前提是他认为与自身主要目标并不冲突。安倍担任首相后，特别是第一任期，许多旧交纷纷进入政府甚至入阁拜相。因此，安倍内阁还被外界戏称作“朋友内阁”。
（六）面子”与“里子”
安倍的逻辑是，既要“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特别是在重大外交场合，无论是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的“一路小跑”，还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谦恭，安倍的这一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以上场景往往被外界所诟病，但这都是问题的表象。如果以此判断安倍示弱，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与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特有的细腻有关，但对安倍而言，在更大程度上都是有利于实现目标的手段。
3 安倍的对外政策偏好
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从而形成他个性鲜明的对外政策偏好。
（一）是否修宪以及以何种程序修宪
在安倍看来，修宪是实现日本恢复独立的目标。这也是外祖父岸信介促使两大保守党合并的重要诱因之一，目的是要让日本恢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安倍之所以致力于解决岸未能解决的这一重大课题，有三个具体的理由：其一，宪法是驻日盟军总司令短期拟就并强加给日本的；其二，从昭和到平成，从20世纪到21世纪，时移世异，特别是第九条等条款，已经跟不上现实的需要了；其三，要有“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制订与新时代匹配的宪法这一首创精神”。
关于修宪，通过分析安倍最近的一系列发言，其相关偏好可概括为：（1）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是倡导“制定自主宪法”。因此，作为建党以来的目标，修宪至今始终都是党的竞选纲领之中。在本次大选中，安倍首次将其定位为竞选纲领的支柱、主要项目之一，并提出了四项修宪内容；（2）修宪不受所设日程的限制。2017年5月安倍提出要以2020年为目标，目的是为了使讨论更加活跃。首先是“在宪法审查会上，各党都拿出修宪方案，认真开展建设性的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3）今后，“我们会按照竞选纲领中的基本思想，针对具体的条文草案在党内开展讨论。将自民党内深入讨论之后的汇总方案递交国会宪法审查会。然后，在国会开展讨论，增进国民理解”；（4）修宪，需要获得三分之二议员的赞成方可创议。执政党方面已经获得了三分之二的议席。“虽然我们已经连续3次大选都获得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但我认为我们不应拘泥于执政党或是在野党，而应为获得广泛的共识而不断努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会不断努力以获得国民的理解。”
（二）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参拜靖国神社，反映了安倍错误的历史观。2013年12月，二度执政一周年的纪念日，安倍赴靖国神社正式参拜。随后，他抛出了早已拟好的“首相讲话”，列出几条理由来为其行为辩护：第一，目的是向为日本献出生命的人表达尊崇的心情，同时祈祷冥福、祝愿永久和平；第二，向“英灵”汇报政权一年来的表现；第三，无意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第四，对参拜靖国神社演变为政治与外交问题表示遗憾。
错误的史观导致错误的行动。联系到安倍曾坚持认为的“侵略未定论”，之所以选择参拜靖国神社，说明他从心理上并不认为这一举动有根本性的错误。另外，他曾称“甲级战犯”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正确，本质上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即使不妥，但这也是日本“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他认为，各国有按照本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祈祷的方式，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加上安倍2013年的那次参拜，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极大困扰。特别是安倍的参拜，中韩等战争受害国抗议自不待言，美国对此也正式表示“遗憾”，向日方表示不满。即使在目前“安倍一强”的格局下，也应看到，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还是比较重视“统一”舆论这一点。在舆论（特别是精英舆论、美国舆论）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安倍有可能在策略上作出一定调整。
在该问题上，冈崎久彦曾明确建言安倍。冈崎认为，安倍提出“摆脱战后体制”，有两大目标：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安全保障问题（与修宪也紧密相关〉。这两大目标都很重要，但不能同时追求“两只兔子”，否则国内外压力太大，得不偿失。冈崎的建议是，应首先分出先后次序，先求实惠，等实惠到手再寻名誉。结合近三年的情况综合判断，应当说，安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冈崎的建议。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安倍作为首相很难再去正式参拜。而如果安倍选择不再参拜，这对今后的政权（不管今后上台的人是谁）也会形成示范效应。
（三）战略性外交
一是“俯瞰地球仪的外交”（Diplomacy that Task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Map），这是安倍对“战略外交”更为形象的表述。其“就任首相以来，一直开展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我凝视着地球仪”“在心中描绘着地球”。在他看来，所谓“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其含义是指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不是只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
二为“积极和平主义”（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安倍将“积极和平主义”比作日本全新的“自画像”，认为这是今后代表和引导日本的一面旗帜。2015年7月9日，他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致辞时曾称，“自从我执政以来，就一直高举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旗帜”。在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说时，安倍首次提出这一“基本思想”。他表示，“日本将与以往一样，不，鉴于世界愈益笼罩在悲剧之中，将作为更胜以往的、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而存在。以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为支柱，以我国努力为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做出的无可置疑的业绩和不可动摇的评价为根基，举起积极和平主义的崭新旗帜。”为什么要奉行“积极和平主义”呢？以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安倍的思维逻辑稍加梳理。案例A：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现场。假设日本的自卫队与另外一国、X国的军队并肩作战。这时突然发生X军遭到攻击的事态。X军向在附近驻屯的日本部队发出了救援请求。然而，日本的部队却无法开展救援。因为根据现行日本宪法的解释，在此对X军进行救援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案例B：以公海为例。假设在日本近海中，航行有数艘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与日本的宙斯盾舰互相协助，正为有可能发生的导弹发射进行防御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军舰和船只将其全部力量过度集中于导弹防卫方面，而针对来自上空攻击的防卫力量却变得相对薄弱。正当此时，美国宙斯盾舰突然遭到飞机的空袭。即使日本的军舰和船只拥有再强大的力量，都无法救援美国军舰。因为，一旦实施救援，便构成了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根据现行宪法的解释，属于违宪行为。要解决案例A、B中现实与宪法的“扭曲”，安倍认为有必要对宪法做出修改，作为第一步，要推动制订新安保法。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了完善新安保法基本方针的决定。而此次阁议决定的“基本思想”，就是安倍强调的“积极和平主义”。
作为“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重要抓手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近期，随着特朗普访日，这一表述成为描述日本新外交战略的热词。2017年11月6日，安倍与特朗普确认将从东亚到非洲建立基于“航行自由”和“法治”的秩序。其实，早在2016年8月27日，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正式提出了这一战略构想。他指出：“穿越亚洲海域和印度洋，来到内罗毕就会知道连接亚洲与非洲的其实是一条海上之路。”“给予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正是这自由开放的两大海域、两大陆彼此结合产生的伟大动力。”“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构建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并使其富饶。日本有这个责任。”出台这一战略的缘起，是基于安倍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他认为接下来是“印度—太平洋世纪”，要由日本和美国一同带领前行。其构想逻辑是：在“东亚→南亚→中东→非洲”这一“长链条”上，从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开发、人才培养等入手扩大日本的参与度，使之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新战略也关涉安保。日本将首先探索由日美澳印建立海洋秩序，希望创建四国战略对话，把合作具体化。未来还将加入英法，构建更加广域的安保合作机制。此外，新战略有抗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的意图。
（四）对美认知与政策偏好
安倍曾表示，“我个人与美国的相遇，要追述到在加利福尼亚渡过的学生时代。”当时他住在凯瑟琳・戴尔・弗朗西斯夫人家里，她做的意大利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她开朗亲切，深受大家的喜爱。她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友，这让安倍感到十分惊讶。由此，他当时就觉得美国是“了不起的国家”。
纽约，对安倍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地方。30多年前，他刚成为公司职员的时候，就在纽约事务所工作。他表示，“与公平开放的人们在一起度过的刺激岁月，今天仍在我心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应当说，留学美国，得以亲身体验美国社会生活，这段经历对安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安倍也常常以“美国通”自居。他认为在美国外交传统中，对独立宣言、宪法所倡导的理想，主要表现为三种思考模式：一是孤立主义；二是相对于理想更为重视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三是基于理想主义、福音主义的使命感，要将美国宪法的理念向全世界推广的思想模式。在不同的时代，这三种模式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与力度也有所差别，但却一直存在。基于这一逻辑，他也许并不认为特朗普政权在美国历史中是非常特殊的政权。
在安倍成长和从政的经历中，日美同盟特别是作为其基础的《日美安保条约》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同时，他父亲任外相时，最为重视的也是日美关系。因此，安倍基于家传，对搞好日美关系是有自信的。特朗普竞选成功后，安倍迅速启动对美人脉，开始全面收集关于特朗普的各种信息，赴美与特朗普见面。这一事例也显示出安倍内阁灵活多变的特点。安倍认为，要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成为贯彻自由、法治的和平海域，必须加强日美同盟。作为手段之一，日本需要充实安保法制，以大幅提高“无缝”应对能力。这样一来，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也将得以巩固。另一手段是更好的合作机制，也就是“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他认为这是一个为构筑更为坚实的和平而拟订的历史性文件。
安倍这一政策偏好，也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2016年2月，具有官方背景的日美两国智库联合发布报告称：2030年前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和好斗将有增无减，日美两国的共同课题是中国问题，需强化对华威慑与应对能力。在实操层面，2015年日美两国时隔18年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认“钓鱼岛为日本施政下之领域”，“属《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承诺范围”，“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钓鱼岛施政之行为”。日本《防卫白皮书》透露，今后日美将共同开展演习训练、情报搜集、警戒监视及侦察行动，强化双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合作，提升同盟的应对能力。
随着外交档案的解密，1960年岸信介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时的谈判过程，现在逐渐明朗起来。安倍认为，正是那些微弱的努力才使驻日美军由“占领军”转变成了“同盟军”。该过程堪称日本为获取独立而努力的过程，但日本也需要美国作为盟国而存在，也就是“战略性”利用美国，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尚无法依靠独自的力量确保安全。另外，从美国主动开放的市场、为世界经济谋求自由而培养起来的战后经济体系中，最早而且获益最大的就是日本。安倍表示，这种对美国的依赖状况至今没有改变。他的逻辑是：为保卫本国的安全做最大限度的自我努力，需要有“自己国家，自我保卫”的气概。但如果考虑到核遏制下的地区平衡问题，或远东地区的稳定，就仍需要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如果考虑到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经济实力以及最为强大的军事能力，那么日美同盟则是最佳的选择。虽然也有人主张不能完全听美国的，日本应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安倍认为，实际上提高日美同盟中的双向义务，包括处理基地问题，正好能显著地提高日本的发言权。
（五）对华政策偏好
应当说，近年来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变化轨迹有短期向好趋势，但不容盲目乐观。
安倍认为，所谓战略互惠关系，以往中日关系是“友好第一”，即“为了友好而友好”，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友好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手段，“友好第一”是把手段目的化，这样就本末倒置了。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都应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第一次执政前后，安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安倍指出，曾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威胁。而他认为小泉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甚至他还认为，实际上，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鉴于中日关系具有互补性，特别是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为了不破坏这种互补性，要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对此，安倍开出的“药方”是“政经分离”。他强调不应因为政治问题而殃及经济合作，或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经济手段。应该重视并尊重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如果能够共同坚持这一原则，就可以制止或抑制两国关系的恶化。安倍认为，为了控制双方之间的问题，国家首脑进行直接对话是最重要的。
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安倍的对华政策偏好体现为矛盾的两面：接触与对冲，经济上谋求接触，安全上实施对冲，既表明具有反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与秩序的强烈意志与相应能力，同时又声称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之利，为此双方需管控海空危机，加强相关对话与合作。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注重对中国博弈，施加影响。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军力发展及海洋活动的所谓“威胁性”，将“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这一主观论调作为其涉钓战略调整的“合法性依据”。实际上，其目的并非单纯防范所谓“中国威胁”，实质是通过谋求涉钓战术优势，确保有利于日本的战略态势。
（六）对朝政策偏好
朝鲜问题，是安倍外交的重点之一。如果没有朝鲜因素，安倍强硬的一面就不会通过媒体的报道，让国民觉得其有“领导力”。
其实，早在199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后，安倍就曾表示要为解决绑架问题倾其所能。在小泉主政时期，安倍曾推动作为国家意志不让五名“绑架受害者”返回朝鲜的决定，此举得到国内多数舆论的好评，认为安倍终于让日本外交有了主动性。此次众议院大选，安倍最重要的抓手也是朝鲜问题。他曾反复表示，日本现在面临“国难”。
下一步，对朝鲜是继续施压，还是转而谋求对话？安倍的基本逻辑是：（1）虽然朝鲜今后的行动无法断言，但无论怎样，日本都应继续强烈要求其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得实施任何挑衅行为；（2）20年来的历史证明，与朝鲜之间为了对话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日本必须结合以往对朝外交的经验教训来做出今后的判断；（3）必须要求朝鲜通过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为此，有必要与国际社会联手，通过一切手段对其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直至朝鲜方面提出改变政策、希望对话的请求。
4 东京塔与“魔戒”
在《通向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安倍这样写道：“如果说东京塔象征着战后复兴和物质丰富的话，虚幻的戒指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价值的象征。”
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迎来了自明治维新以降国家战略的再度转型，摆脱“军国主义”的束缚，张开臂膀去“拥抱战败”。此后，日本曾长期专注于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了从低谷走向复兴的“日本奇迹”。而奠定战后日本繁荣的，是吉田茂任首相时倡导的以“经济中心”、“轻军备”、“对美一边倒”为三大核心原则的“吉田路线”（或称“吉田主义”），是为“东京塔”。而充当“反吉田”先锋的，无疑是岸信介。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自立的名义下，有着浓重的“复古”成分。岸有甲级战犯嫌疑，他从本质上并不对侵略战争予以忏悔。反而，在错误史观之下，岸急于摆脱战败格局，通过修宪强军重新壮大日本，同时不忘唤起日本人的大国意志。岸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英国作家托尔金笔下的“魔戒”，既摄人心魄又能使之陷入险境。
吉田茂与岸信介，分别代表了自民党内的两大势力，前者被称为“保守本流”，而后者则被称为“保守旁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前者是一条“繁荣路线”，而后者则代表了一条“自立路线”。这两条路线泾渭分明，但又并非完全水火不容。关键的问题是实现的条件。作为亲美现实主义者的吉田茂与亲美国家主义者的岸信介，在如何强大日本这一根本目标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所不同的是实现的途径以及对局势的判断。
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这轮新的战略转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日本开始全力谋求成为一个“名实兼具”的大国。作为现任首相，安倍正致力于落实“安倍路线”。在“安倍路线”的拥护者们看来，《旧金山和约》的缔结，只是使日本恢复了形式上的国家主权，但战后日本的架构，宪法自不待言，就连作为教育方针之根本的教育基本法也是美国占领时期制订的。美国最初的意图是捆住日本的手脚，防止它东山再起、跻身列强。因此，日本的国家框架必须要用国民自己的双手从头开始构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战后70年，自民党作为最主要的执政党通过高速增长，出色地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恢复经济。而国家自立目标的实现却被延迟了。
为此，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的和平主义”，致力于开展战略性外交。为重构安保体制，日本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接连出台“安保三箭”，制定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此外，日本还调整“武器出口三原则”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接下来的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修改被占领时期制订的《日本国宪法》。这一新的战略性布局，核心目标是摆脱“战后体制”，最终实现一个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全面正常化”的大国日本。在具体实施时，日本尤为重视在外交与安保领域“纠偏”。其具体目标又可分为增强主动性外交、确保日本自身安保能力建设以及继续强化日美同盟三个方面。日本的战略意图已较为明确，即通过战略性利用美国，积极谋求自身崛起，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进而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
战后，日本从“吉田主义”到“安倍路线”的演变，可用下图来表示：
其中，作为“保守本流”的“吉田主义”，可用左边较粗的线表示，而作为“保守旁流”的“岸主义”，可用右边较细的那条线表示。而“安倍路线”，也正基于对“繁荣”与“自立”两条路线的重新分解与集成，是新的国家战略指南，其目标是通往新的“海洋国家”。这一新的国家战略形态，具有以下特质：第一，主动回应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安倍的政策逻辑是，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其表征有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朝核问题凸显，更让其不能接受的是，日本面临“和平衰落”的趋势。在日本的战略派看来，以上因素对打造新“海洋国家”战略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日本要摆脱20世纪的幻想主义，以21世纪的现实主义构筑新国家战略；第二，基于上述思考，日本要走新的大国路线。与战后以来日本自民党政权长期遵循的以“吉田主义”为纲的“繁荣路线”不同，新“海洋国家”战略构想发轫于中曾根执政时期，与日本“普通国家”战略的酝酿同步。但受内外形势的限制，尚未形成“战略→机制→行动”这一完整的体系。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安倍手中。特别是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该大战略方具规模，开始进行环环相扣的“立体化”运作；第三，以“新右倾”这一日本政界主流思潮为依托。对实现大国目标而言，“新右倾”构成“复兴”后日本的核心价值理念。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新右倾”，与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大国化”实际上是表里一体的关系。
在后冷战时期，面临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国家战略的深刻转型，日本正在开足马力探索新的外交“主体性”。
美国原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62年12月的演讲中，对英国外交的迷茫，曾用讥讽的语调称英国失去了帝国，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新角色。冷战后的日本，同样也被认为迷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
战后日本外交，是在上述“吉田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其实，早在岸信介主政时期，日本外务省在《我国外交的近况》的总论部分，即提出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作为日本“外交活动的三原则”。从历史的纵轴来看，“三原则”部分继承了战前外交中的“国际主义”、“亚洲主义”、“与英美合作”这三大系谱。从决策过程来看，这也是“官僚主导”下外务省内国际法局、北美局、亚洲太平洋局这三大主力部队的意图。在“外交三原则”之下，外务省又确立了日本外交的三大课题，即“与亚洲诸国的善邻友好”、“经济外交”及“调整对美关系”。基于对战前外交的反省，日本试图通过提出“外交三原则”来确立战后外交的坐标。但在“外交三原则”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日本外交逐渐沦为外交“一原则”，即彻底的亲美路线。
冷战时期，作为外相的安倍晋太郎曾倡导“开创性外交”。安倍晋三也将父亲的这一遗产作为推动外交变革的“原动力”之一。政权由民主党向自民党更迭后，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超越“外交战败”。在安倍看来，民主党执政的三年，是“外交战败”的三年。他认为，民主党之所以在外交上“失败”，主要是在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上栽了跟头。在对美关系上，将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等同视之，犯了大忌。在对华关系上，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疲于奔命。要超越“外交战败”，就要构筑日本外交新“三支柱”，即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推进经济外交。
与上述战略层面的变化相适应，安倍治下的“权力形势”（power situation）也得以重构。人有性格，政权亦复如是。安倍的个性，是其对外政策偏好的重要塑造因素。但更不容忽视的是，安倍所面临的权力形势，往往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偏好能否实现、实现方式以及限度。
此次大选之后，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政权仍处于明显的强势位置，可以用“安倍一强”来形容。所谓“安倍一强”，有三层含义：第一，与公明党及在野党相比，自民党总裁“优位”；第二，政府较自民党“优位”；第三，首相官邸较政府内各省厅“优位”。
“安倍一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政策决定过程的进一步“集权化”。其中，首相及首相周边政治家、官僚的作用增大。这就意味着，在相对稳固的“权力形势”中，安倍个人的因素更加突出，其个性对政策的影响也随之增大。
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安倍政权积极推进“官邸主导”，以强有力手段实施经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变革。首相官邸对各省厅的统辖能力显著增强，全面主导主要的政治性决策。
安倍将从日本战败到恢复形式上独立的那几年，视为束缚日本的“诸恶之源”。无论是修宪，还是强军，甚至是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都与东京审判以及被占领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相关。如欲“摆脱战败”，就要逐一破除以上因素的束缚，“拭去战争与占领的残渣，为新世代准备一块洁白无瑕的画布，让他们得以不受拘束地挥洒出代表自己的鲜明色彩。”
经过明确的战略目标设定，安倍政权既要经济发展（“繁荣路线”），更要在外交特别是安全保障领域取得成果，意图更大程度上实现日本的自立。其基本模式是以经济促安全，即经济发展是为了更有效地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冷战后，在经济与安全保障二者之间，天平不断向后者倾斜。安倍时代，日本着力践行的战略重心，毋庸置疑是安全保障。当下，随着安倍的长期执政，其所设计的以外交与安全问题为切入口的宏大战略已在逐步落实之中，日本已推动从“消极的和平主义”向“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转变。下一阶段，安倍正在迈出新的一步，计划改变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第九条，以最终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在具体落实“安倍路线”时，吸取第一次执政失败的教训，现在的安倍内阁谙熟目标管理，在节奏感拿捏方面的能力显著增强，注意灵活使用“油门”与“刹车”，能够果断加速、减速。此外，不把战线拉得过长，聚焦目标，见好就收，锁定成果。同时，在“安倍一强”的“权力形势”中，安倍本人意识形态与务实主义兼具，但当两者相冲突时，务实考量居于上风，以图打开“机遇之窗”。加上已驾轻就熟的舆论操纵术，使其制造话题的能力也得以显著增强。
目前，在“安倍路线”之下，新的战略拼图即将完成，作为现行宪法所具有的“和平主义”精神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政界“新右倾”主导，加之日本社会日益保守化的总体氛围下，“安倍一强”格局仍会在一定的时期“常态化”。以此为背景，安倍表示“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的落实、落实、再落实。让我们正视我国所面临的难题，共同开创日本的未来。”
然而，日本正在践行的“安倍路线”，虽雄心勃勃，但同时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日本的总体国力已处于相对下降趋势。这也是安倍所代表的“新右倾”势力所不愿看到和急于改变的。因此，竭力通过振兴日本经济这一硬指标来扭转颓势，以利强军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能力。同时，日本已将中国的崛起给世界体系带来的影响作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在美国相对衰落、可能忽视甚至无视日本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当诸如朝核问题愈演愈烈之时，日本势必在安全上做出更大、更为自主的选择。目前，日本已逐步走上前台，在国内日益广泛讨论的“强军论”甚至是“拥核论”就是代表性例证。
以政治为业的人，大多想在有生之年成就一番事业，甚至身后名存青史。作为通过长期执政逐步创造日本政坛“神话”的首相，致力于做一个更加“伟大的领导者”，已经成为安倍执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安倍究竟会把日本引向何方？后人将对其如何评价？也许，这将由历史来最终评说。
概而言之，安倍，既有“鸷”强硬的一面，又具务实的另一面。通过长期执政，正带领日本“摆脱战败”，打造一个新生的日本。在这一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应保持足够的警惕。明治维新后，尽管“对外协调”的思想与主张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这一“前车之鉴”足以令人深思。对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最终失败，在岸信介及安倍心底，被认为存有“怨恨之情”（ressentiment）。这一深埋于心的底层认知，值得关注与研究。在警惕日本的同时，我们反而要更加重视日本，即使是当前日本“地盘沉下”之时。翻开世界地图，日本比英国的国土面积还大，人口也更甚一筹。更为重要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大国意志一直未曾泯灭，即使是在“吉田主义”得到切实执行的时期，在吉田茂看来，待日本经济实力强大之时，强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当今之世界和中国面临安倍这样一位既有大国“抱负”，又独具个性、长期执政的首相，与其“戏说”、“标签化”，莫若正视，对其本人及所处的时代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当前，中日关系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历史关头，短期呈现向好之势。这一局面得来不易，自当珍惜。中日两国既要正视历史，也要面向未来。既要恪守原则，也要积累互信。通过不断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而面对日本正在发生的这场深刻的战略与体制转型，当代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又应秉持何种精神？我们要对政治中的人性，其本质的深邃的洞察力以及伴随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危险保持敏锐的警惕性，更要对防范和遏制“恶”的国际力量、制度、规范和价值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惟其如此，从根本上回答上述问题，也许才是值得我们自觉认知且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文章原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6期，原题为《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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